李教授這本新著論述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對於私人講學、考試選才、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建立，書院的興盛，以及大眾教育，都巨細靡遺。在教育思想方面，李教授一方面論及儒家經學在教育上的深遠影響，是權威人格與保守性的形成；另一方面則強調道學思想擺脫威權和科舉，培養自我的重視。同時也論及佛教與儒家教育的互動。在教育的實際運作方面，論述識字、家庭教育、技術教育、平民教育、課程的演變，以至學生的生活和學生運動等等。 ──（陶晉生，中央研究院士）

李教授這本新著論述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對於私人講學、考試選才、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建立，書院的興盛，以及大眾教育，都巨細靡遺。在教育思想方面，李教授一方面論及儒家經學在教育上的深遠影響，是權威人格與保守性的形成；另一方面則強調道學思想擺脫威權和科舉，培養自我的重視。同時也論及佛教與儒家教育的互動。在教育的實際運作方面，論述識字、家庭教育、技術教育、平民教育、課程的演變，以至學生的生活和學生運動等等。 ──（陶晉生，中央研究院士）

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一極為特殊的現象，就是王朝更替不已，但是文化傳承不變，王朝遞嬗以皇帝為代表，文化傳承以孔子為代表，前者屬於政治現象，或謂治統，後者在於教育事業，或謂道統，由於孔子成為〈百世帝王之師〉，所以理論上，道統高於治統，事實上，至少從制度(禮，律)而言，並非如此，這是為何?本書從政治與教育角度切入，可以找到問題答案核心。

本書主題分別涉及唐、明、清三朝，獨缺宋朝甚感遺憾。不過仍希望有助於未來對於中國傳統婦女史、婦女教育史或家庭教育史的研究。另外，文後附上有關中國婦女與家庭教育史的參考書目，以利未來研究。由書目中可發現：婦女教育部分，偏重於中國近代以後的狀況，且轉向學校教育而非家庭教育，顯與古代有別；至於家庭教育部分，不僅數量較少且偏於中國古代。未來有志者可以針對此不足，繼續研究。 本書有幾項發現或貢獻，以饗學界：一、在研究史料上，使用新材料，補前人之不足；二、在新論點及新發現上，編者一文則探討了唐代官宦之家、士族豪門婦女的實際受教情形，而朱教授一文則正好反映出庶民階層的情形，彌補了前文的不足；三、婦女教育的目的，不應只限於培養她們具有三從四德，以為賢妻良母；或是侷限於培養其具備讀書識字的能力，而成為一代才女，而是希望能「教人成人」。 總之，本書只是一個開端，希望拋磚引...(展开全部)

本書主題分別涉及唐、明、清三朝，獨缺宋朝甚感遺憾。不過仍希望有助於未來對於中國傳統婦女史、婦女教育史或家庭教育史的研究。另外，文後附上有關中國婦女與家庭教育史的參考書目，以利未來研究。由書目中可發現：婦女教育部分，偏重於中國近代以後的狀況，且轉向學校教育而非家庭教育，顯與古代有別；至於家庭教育部分，不僅數量較少且偏於中國古代。未來有志者可以針對此不足，繼續研究。 本書有幾項發現或貢獻，以饗學界：一、在研究史料上，使用新材料，補前人之不足；二、在新論點及新發現上，編者一文則探討了唐代官宦之家、士族豪門婦女的實際受教情形，而朱教授一文則正好反映出庶民階層的情形，彌補了前文的不足；三、婦女教育的目的，不應只限於培養她們具有三從四德，以為賢妻良母；或是侷限於培養其具備讀書識字的能力，而成為一代才女，而是希望能「教人成人」。 總之，本書只是一個開端，希望拋磚引...(展开全部)

「中國抒情傳統」這一學術領域，乃由陳世驤、高友工所開創。本書是在前輩學術成果之基礎上，對此傳統之「譜系」研尋，即從理論上對中國傳統中一種超越文類的，持續而廣泛的文化現象之探索。它涉及此一傳統所體現的宇宙觀念，倫理樂觀主義，和獨特的精神超越之途，亦涵攝整體主義存在意識所衍生的抒情原型，以及由此發生的文人生活對抒情文本的摹仿。對中國文學中史詩文類何以闕無的問題，本書亦從此傳統與其文化中歷史與宇宙意識之關係的角度進行了再探論。對田園詩中的「詩畫現象」本書亦從哲學層次提供了新的解釋。最後，作者以《紅樓夢》這部「古典抒情傳統的壓軸之作」為基點，揭呈了此一傳統之內在危機及朝向近代的轉變。

「中國抒情傳統」這一學術領域，乃由陳世驤、高友工所開創。本書是在前輩學術成果之基礎上，對此傳統之「譜系」研尋，即從理論上對中國傳統中一種超越文類的，持續而廣泛的文化現象之探索。它涉及此一傳統所體現的宇宙觀念，倫理樂觀主義，和獨特的精神超越之途，亦涵攝整體主義存在意識所衍生的抒情原型，以及由此發生的文人生活對抒情文本的摹仿。對中國文學中史詩文類何以闕無的問題，本書亦從此傳統與其文化中歷史與宇宙意識之關係的角度進行了再探論。對田園詩中的「詩畫現象」本書亦從哲學層次提供了新的解釋。最後，作者以《紅樓夢》這部「古典抒情傳統的壓軸之作」為基點，揭呈了此一傳統之內在危機及朝向近代的轉變。

本書所謂「中國中古」，指魏晉至隋唐的歷史，而以隋唐為主。教育發展，到隋唐而完備。就其型態而言，可分為官學、私學與帝王學三種；其目標則一，就是教育為政治而服務。然則不禁要問：教育是否就無自身的發展空間？教育本身有無自己的目的？其實魏晉以後，儒生推展教育亦不遺餘力，尤其東晉至隋唐所完成的「廟學」教育體制，直至明清不變，甚至成為東亞諸國建置學制的藍本。這樣的「廟學」教育制度，目的在於實現儒教主義教育，看來也影響到此後的佛寺教學，即連宋以後的書院教育也是採取這種形式，實是中國教育史，甚至東亞教育史的一大特質。所以隋唐時代所具有的承先啟後歷史地位，在教育史的發展上，亦可獲得證明。

長久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一直受到韋伯比較社會學裡對比中西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為了彰顯現代西方的獨特類型，韋伯將中國作為對比類型的傳統社會代表；在混同文化內的比較與文化間的比較的情況下，中國傳統宗教、法律、經濟與政治等秩序的發展階段便被等同成西方中世紀的發展階段，而明顯落後西方現代社會。本文以中國傳統法律為例，嘗試對韋伯提出批判：在社會學方法論上，指出其比較法律社會學裡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比較 (「形式的－理性的」西方現代法律的類型 ←→ 「實質的－不理性的」中國傳統法律的對比類型) 的局限；在實質社會學分析上，立基於全球近來對清代法律與司法審判的豐碩研究成果，說明了韋伯對中國傳統法律與司法審判的看法的誤解與限制。

長久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一直受到韋伯比較社會學裡對比中西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為了彰顯現代西方的獨特類型，韋伯將中國作為對比類型的傳統社會代表；在混同文化內的比較與文化間的比較的情況下，中國傳統宗教、法律、經濟與政治等秩序的發展階段便被等同成西方中世紀的發展階段，而明顯落後西方現代社會。本文以中國傳統法律為例，嘗試對韋伯提出批判：在社會學方法論上，指出其比較法律社會學裡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比較 (「形式的－理性的」西方現代法律的類型 ←→ 「實質的－不理性的」中國傳統法律的對比類型) 的局限；在實質社會學分析上，立基於全球近來對清代法律與司法審判的豐碩研究成果，說明了韋伯對中國傳統法律與司法審判的看法的誤解與限制。